“左公柳”，是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和任陕甘总督期间，为了巩固路基、防风固沙、限制戎马之足以及利行人遮凉而广泛种植的柳树。这些柳树不仅在军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，还成为了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，后人将他和部属所植柳树，称为“左公柳”。据《西笑日觚》记载：“左恪靖命自泾州(即今泾川县)以西至玉门，夹道种柳，连绵数千里，绿如帷幄。”

　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柳树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象和浓厚的文化底蕴，形成了独特的柳文化。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意插柳柳成荫”，因为柳树的生命力强，生长得也快，经常种在军营周围作屏障。柳树在中国的诗歌、歌曲、戏剧、绘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，成为文化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。柳树，更是一种富有生态意义的树种。它的树干和树皮可以用来制作家具和纸张，其枝条可以用来制作篮子和工艺品，果实可以作为食品和药材。此外，柳树还具有保持水土、净化大气、调节气候等作用，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有着重要的贡献。因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又因为杨柳枝叶细长，代表友情的长久，古时人和朋友道别时，常以杨柳表达恋恋不舍之意。

　　根据记载，1862-1874年间，左宗棠奉清政府之命率军西征至甘肃，在沿驿道和山路两旁插下柳树枝，用以给军士指引方向的标识，后来发现所插的柳枝都活了，觉得很惊奇。左宗棠开始思索，在西北这么干旱的黄土高原地区，柳树竟然很容易栽活，真是奇迹。便在任陕甘总督之际亲自带头，下令军士和百姓在大道沿途、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植杨、柳和沙柳，名曰“道柳”。其用意在于：一是巩固路基，二是防风固沙，三是限戎马之足，四是利行人遮凉。所到之处，他都要动员军士植树。不出几年，杨柳成荫，春风吹绿，陇原各地山川及贯通陕、甘、新驿站官道两旁，杨柳依依，翠意浓浓，就连玉门关一带的沙漠地带，也因杨柳的栽种而绿意葱茏，引来难得的“春风”和春意。

　　清光绪六年(1880年)，左宗棠从哈密东返北京，见“道旁所植榆柳，业已成林，自嘉峪关至省(兰州)，除碱地砂碛外，拱把之树，接续不断。兰州东路所种之树，密如木城，行列整齐。”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有诗《恭诵左公西行甘棠》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杨昌浚其实不是诗人，也未见他其他的诗作流传于世，但只这一首便足以让他跻身诗坛，流芳百世。

　　清末民国著名学者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（册十）中载：“壬寅（光绪二十八年）四月十六日 左文襄公治军陕甘时，自陕至长武，西至肃州，二千余里驿路，皆栽白杨。昨在长武，日中即受其荫……自过泾州，一路浓荫如幄，清风徐来。闻西行树愈密，真甘棠之遗爱也。”1934年春，小说家张恨水游西北，写了一首《竹枝词》：“大旱要谢左宗棠，种下垂柳绿两行。”1935年7月，记者范长江到西北采访，左公柳也写入了他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：“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，水渠交通……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，古老苍劲，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。”

　　左宗棠率军在西北、在新疆到底种了多少树？据左宗棠在清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的奏折，自陕西长武到甘肃各州，还有河西走廊和新疆，西征大军植树总数在100万棵到200万棵之间。合计每名将士植树10棵以上。

　　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据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记载：“凡是文襄公或楚军湘军所到之地，就大家种树。如今可考的：会宁境内种活树21000多株；安定境内106000多株；皋兰境内4500多株；环县境内18000多株；安化县丞及镇原境内12000多株；狄道境内13000多株；平番境内8000多株；大通境内45000多株。其时，魏光焘做平庆泾固化道，大概所有东路路工和桥工，都是在他指挥之下完成的。”为种活种好这些树，身为大帅、军务繁忙的他，曾多次亲自走访百姓，请教老农，学习植树护林之法。他的这种处处为国为民着想的崇高品格和精神，怎能不令后人肃然起敬和永久怀念呢！

　　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左宗棠就任陕甘总督，四年后为收复新疆率兵西进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8月，经静宁、会宁等县进驻安定（今定西市安定区），指挥部设在城西门外营盘（今玉湖公园）。据秦翰才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等史书记载，左宗棠及其军士在同治十年(1871)至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)中，都是在临洮做西进准备工作的，“河州过洮有两路：一是狄道城(今临洮城)康家岩(今临洮辛店镇康家崖）。”在他向朝廷递交的几封奏折中说，“……又洮河深浅广狭，随处不同，而溜势湍急，与黄河无异。由狄道、安定、陇西进兵，每路必须造船架桥……”“……记名提督王衍庆所部左路五营及镇西、中营两营仍驻康家岩，西通三甲集，北连沙泥站（今临洮太石镇一带）、南达狄道州、东达站滩，以抵安定”。

　　据《甘宁青史略》载：“安定（今甘肃定西）早寒，草枯木凋，村农纵火，山谷皆红。左宗棠见之，问知县，以烧荒对。”左宗棠告诉他们，明代鞑靼经常犯边，明军出塞纵火，使鞑靼骑兵无水草可恃，实在是不得意而为之。现已承平，安能用此？“况冬令严寒，虫类蜷伏，任意焚烧，生机尽矣，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？”遂自安定大营出示严禁烧荒，并通令陇东南及宁夏所属一体遵行。这为稳定定西人民生产生活和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

　　左宗棠在西北期间，曾将大本营设在定西，并以定西、临洮为活动中心，除试种稻谷桑棉、减免赋税、清厘地亩、编审保甲等活动外，在我的家乡临洮主要做了三件大事：一是兴修水利，支持勘察、计划和验收了抹绑渠水利工程；二是兴办教育，创办了洮阳书院及乡镇义学四处；三是广植树木。至今临洮仍有“左公柳”多株，而遍布城区的“洮河柳”据说与“左公柳”都有亲缘关系。

　　“左公柳”能留存到现在成为古树，与左宗棠与政府的重视管护是离不开的。由于干旱缺水、风沙等原因，在我国西北地区植树自古以来就是难事。左宗棠在自己的书札中说：“兰州东路所种之树，密如木城，行列整齐。栽活之树，皆在山坡高阜，须浇过三伏，乃免枯稿，又不能杂用苦水，用水须更勤。”由此可知，左宗棠深谙植树造林时“三分种，七分管”的道理，植树后即着兵勇严加管护，又要浇水浇过三伏天，故成活率颇高。关于左宗棠植树护树，在老百姓中还有两个动人的传说：一说是，左宗棠的侄儿居功自傲，对左宗棠植树护树的号令不当回事，手执砍刀当众砍倒一片林木，有恃无恐，左宗棠闻报，怒不可遏，以“毁林违纪”之罪，公开斩首号令。从此以后，无人再敢损伤树木，沿途各地林木葱茏。另一传说是：有一天，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，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，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，而毛驴则悠然地啃起了树皮。左宗棠很恼火，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，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：“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，驴和驴主同罪，一律斩首！”据说此告示一出，再无犯者。百十年来，当地人养成了植树爱树的风气。

　　杨昌浚继任陕甘总督后，萧规曹随，“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，复严饬兵弁加意巡守。”到了晚清，官府还在保护“左公柳”，他们曾在古驿道旁贴有一张告谕：“昆仑之阴，积雪皑皑，杯酒阳关，马嘶人泣，谁引春风，千里一碧。勿剪勿伐，左公所植。”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也曾两次行文保护“左公柳”，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曾下令把当时还存活的左公柳编号登记，严加保护，谁再砍伐，连同当地保、甲、县长一并处罚。

　　上世纪40年代，曾有一首罗家伦作词、赵元任谱曲的歌曲《玉门出塞》在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广为传唱：“左公柳拂玉门晓，塞上春光好。天山溶雪灌田畴，大漠飞沙旋落照……经营趁早，经营趁早，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。”也许歌曲被人淡忘了，但屹立不倒的“左公柳”却在唤醒历史的记忆。今天，在陇中大地，仍能看到“左公柳”的身影，但是否为150年前左宗棠亲手所植，已无从考证，但一圈圈饱经沧桑的年轮，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岁月，讲述着曾经经历的风吹雨打，继续默默地造福于人类。